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介绍

2024-05-12

1.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介绍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采用个体群思维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借鉴批判实在论,强调回溯法。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技术工具。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介绍

2.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评析

1.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使得其理论体系具有了侧重哲学思辨性而缺乏实证检验性,侧重于解释而缺乏明确的预测性的鲜明特色。演化理论对人类、世界和他们之间的复杂结构有着深刻的见解,充分考虑了人性、社会性、系统性和动态性,展现了哲学的智慧。正因如此,它也缺乏严密的公理性演绎体系,难以形成优美的数学表达,无法用计量工具进行检验。在对既往的现象进行解释时,系统的遗传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都已经是显露出来的,演化理论可以较好地描述其发展的动态过程。但是,面对未来的经济问题时,演化分析框架就缺乏明确的预测性。演化分析可以描述经济遗传基因,但却无法预见“新奇”如何出现。演化分析可以描述选择环境,但却无法预见选择结果。在演化理论家看来,对未来缺乏明确的预见性并不是一个缺陷,而恰恰是演化理论的必然逻辑,恰恰是由于人类的无知和环境的复杂多样性,演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2.个体群思维方法使得演化理论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和较广的可拓展领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不同层级的系统,比如宏观经济系统、产业经济系统、区域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等等。只要我们把分析对象看作是动态的相互联结的经济事物,把它置于多层次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就可以应用个体群思维进行阐释,探讨系统中的个体交互作用,从而发现在群体层面上凸显出来的规律性。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分析范式,对社会经济各个领域进行分析,并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3.达尔文主义贯彻了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更具现实性。达尔文主义坚持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事物的出现。由于引入了不可逆的时间因素,考虑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多样性、持续性和变动性,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动态的更接近经济现实的经济学方法论。以机械决定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但其非现实性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需要,我们应当从方法论基础出发,发展更具现实性的经济学。4.批判实在论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整体主义,这与演化经济学主张的个体群思维极有相通之处。在个体群层面上凸显出来的规律性可以看作是批判实在论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机制和趋势,由此引致的回溯法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悟性活动可以区分为演绎、归纳和抽象三种活动,回溯法基本可以看作是抽象法。当然,批判实在论和回溯法似乎蕴含着太多的主观主义色彩,过多地强调灵感和直觉有可能将研究工作带人到神秘的领域,从而远离严谨的科学研究。5.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是构建和保护演化理论的基本指导原则。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和哲学思辨的方法渗透在演化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理论阐释中。演化经济学家往往首先批判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认为其静态的、机械的、均衡的思想是不现实的,之后才试图利用演化的观念建立新的理论假说。虽然有些新古典经济学者也使用演化和自然选择的概念,但演化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没有深刻理解“新奇”出现和选择的过程,而是武断地将人们的经济行为简化为最大化模型。这表现出了两种理论范式的方法论差异。同时,演化经济学家们使用演化方法论保护自身理论。演化经济学一直遭受到大量的批评和指责,比如演化经济学缺乏实证性,缺乏严密的数学理论模型,只是在“讲故事”等等。针对这些评论,演化经济学不可能使用证伪主义的原则为自己辩护,它只能采用历史主义的、解释学的、实在论的或多元论的哲学基础进行辩解。6.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导致它与主流经济学的强烈分歧,从而处于边缘化和异端的地位。从科学社会学观点来看,演化经济学得到社会的认可程度较低,影响力较小。就目前来说,演化经济学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策性影响,无法对政府经济管理提供指导或建议。

3.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

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构与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演化经济学方法论乃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子集,包含着基本方法论、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三个层面。经济学方法论考察和揭示了经济学研究活动中的最基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我们首先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构,从不同角度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分类,以辨析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 归纳法、演绎法和回溯法。归纳法是指根据具体事件或各个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规律的方法。假说演绎方法的程式是先提出新概念,然后形成假说,再从假说中演绎出经验性结论,最后将这些结论与观察和实验结果对照,反过来,再对假说进行检验和修正。现代演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回溯法的作用。回溯法借助于类比和隐喻,从事物的“表象”回溯到事物的深层结构,从而揭示结构、事件与经验之间的因果机制。回溯法的哲学基础是批判实在论,它认为人们无法通过经验归纳和假说演绎发现真实的深层的结构、机制或趋势,而回溯法强调了直觉、灵感的作用,才是真正的科学发现的方法。皮尔斯认为科学研究有三个阶段:(1)通过溯因形成和发现假说;(2)通过演绎从假说中推出可检查的命题;(3)用归纳和实验使假说合理化。从上述结构分析可见,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有其鲜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侧重哲学思辨,以个体群思维方法看待经济学研究起点,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哲学基础,借鉴批判实在论,强调回溯法。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内涵

4.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

基于演化理论的逻辑并综合有关文献,我们将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历史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指着重于经济发展的过程,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温特和纳尔逊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奥地利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市场过程的演化理论方面。我们将演化经济学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具有特色的方法归纳为:第一,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个体群思维的具体化。把变化设想为个体发生还是系统发生,取决于我们想对研究对象作出描述的层级水平。演化经济学通过在不同水平上进入系统层级来处理复杂性,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内容取决于研究进程所采用的视角。演化经济学用群体统计特征的变化来测量演化,关心给定群体中某种行为变化的频率。第二,历史和地理的相对性分析方法。演化经济理论重视历史和地理差异分析,重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特殊性。通过对分析对象的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同一经济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内部规律性。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系统,意会性知识在同一地理领域中易于传播和扩散,所以,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和模式会出现差异。第三,比较方法。演化理论认为,通过经验观察,所认识到的经济系统内部机制往往具有不完全规律性。基于这种粗略形式或半规律性,可以猜想,某种相对持久和潜在的可识别的机制正在发挥作用。通过比较,可以确认何种因素如何导致半规律性产生,以此为基础,再运用类比和隐喻等回溯法,就可确认事物的深层因果机制。第四,动态分析方法。演化经济学解释变量如何历时变化,通过说明它是如何达到当前状态的,来解释它现在为什么是这样的。

5.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对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的评析

1.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体现了其基本方法论观点,是演化理论体系分析的起点。复杂行为人、心智重要和满意假设是关于经济主体方面的假设。演化理论在个人方面的描述考虑了生物学,个人人格假设与达尔文主义是相配合的。演化经济学激烈反对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注重人的本能和社会习惯、制度的影响。由于人本身就是物理系统、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的产物,所以将人格假设置于复杂的层级系统中去考察,是演化经济学基本的分析前提。“心智重要”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心智是实在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部分。心智与导致心智变化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演化理论对于学习和知识的关注,比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的假设更具有现实意义。满意假设与心智重要假设相关,否定了最大化假设,也就使得某些经济学通用的最大化模型失去使用价值,使得某些常用的数学工具变得难以应用。不确定性、多样性假设和“历史重要”假设是关于经济环境和世界状态的假设。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机械的、确定性的世界观,演化经济学把经济世界看作复杂的系统,正是不确定性、专家问的意见分歧成为增长过程的标志。多样性假设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比如,从演化的宏观角度,梅特卡夫将演化的逻辑过程表述为多样性的再创生、多样性的减少(选择和路径依赖过程)和减少了的多样性(出现稳定结构)三个阶段。历史重要假设突出了时间对社会经济系统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演化意味着新质要素随时间的流逝而创生。时间是达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引入不可逆的时间就强调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的重要区别。总体而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更具现实性。更具现实性的假设的优点是从研究起点上容易得到证实。但在研究过程中,如何将极其复杂的主体与世界状态结合起来,从而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却是个难题。由于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抽象,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也必然会导致某些非现实性和难以检验性。如果说主流经济学是从非现实性的假设出发,构建理想的模型,并将其结论和预测性与现实相对照,是一个逐步从理想状态走向现实状态的过程,那么,演化经济学则是一个从现实状态出发,去不断抽象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的过程。所以,主流经济学便于构建完整的系统的经济理论模型,而演化理论却容易出现各种分歧,难以形成统一完备的理论体系,在同一范式下的科学共同体也难以达成共识。2.演化经济学的具体方法是构建演化理论的技术手段,体现了其基本方法论和假设。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方法可以广泛运用到应用性研究之中。比如,我们研究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的惯例、企业中人们的关系,那么,我们眼中的企业变迁就是一个系统发生过程。如果我们研究产业的变迁,考察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企业就是个体选择单位,企业变迁便被看作是个体发生过程。注重历史分析的方法与达尔文主义和“历史重要”的假设相一致,地理相对性分析方法与多样性假设相一致。注重地理和历史分析,并不是否认人类社会所共有的社会经济规律,只是强调经济趋势的历史暂存性和地方化条件。就比较法来说,经济事物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存在是其前提。在经济研究中,各国经济制度、企业模式、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可以广泛地采用比较的方法。就动态分析法来说,是和达尔文主义以及历史重要假设相一致的。动态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很相似,但并不能等同于历史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注重研究对象的历史脉络和路径依赖性,往往适用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研究对象,比如我们去研究美国企业模式或日本企业模式。动态分析方法则可以适用于比较抽象的模型中。比如,纳尔逊和温特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并没有指明具体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而是将企业、行业和经济变迁表述为一种马尔科夫过程,考察它们的经营过程、搜寻过程和选择过程,在演化模型中贯穿了动态分析方法。由于具体方法终究是一些技术手段,并不能显示理论的内涵,所以,相同的技术手段可以在不同的分析范式中使用,不同的理论体系可以相互借鉴其具体方法。3.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科学的进步是一个不断猜测和反驳的过程,必然充满了争议和辩论。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争论,促使人们不断思考和修正理论假说。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占据着主导地位,演化的思想和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如果我们抛弃成见,汲取不同理论范式的精华,将有利于开拓研究思路,提高研究水平。采用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可以对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有些学者也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演化经济学方法论的对基本假设和具体方法的评析

6. 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与归纳

在古典经济学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采取演绎方法,即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分析着手,推导出若干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这种方法,主张从大量历史材料的占有出发,归纳出若干经验性的论点。后来,英国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A.马歇尔采取折中的态度,以演绎方法为主,兼用归纳方法。

7. 演化经济学的介绍

《演化经济学》是2008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图书,作者是陈劲,王焕祥。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演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揭示人类经济活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所以对称经济学也是一种演化经济学。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作为对称经济学的演化经济学是科学的演化经济学12。

演化经济学的介绍

8. 演化经济学的释义

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它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被视为一种甄别的机制。与演化经济学密切相关的新兴交叉学科还有:演化证券学、演化金融学等。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21世纪经济学的主旋律马克思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前驱,此后广义的演化经济学(具有演化思想的经济学)源于凡勃伦,狭义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源于熊彼特和西蒙。熊彼特对创新过程的研究使演化经济学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分支,西蒙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演化经济学借此概念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并将之视为自身理论框架的重要基点之一。演化经济学就是要了解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以便更好地了解技术进步以及行业和产品的变迁,理解创新发生的过程,更好地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发展历程在经济学发展的这种多元化时代,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经济学范式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呢?无疑,这要从我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去寻求它的起源。例如,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和可持续发展使我们不得不采用系统的或有机的方法,而无法恪守方法论个人主义;知识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资源创造,而不是新古典主流的资源配置;新奇的不断突现要求我们更注重定性的研究并与数量分析相结合,而不是脱离现实的数学形式主义;持续的经济转变需要我们把“生生不已”作为“看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硬把它塞入到均衡分析的框架中;“北京共识”的精髓是多样性和创新,而非“华盛顿共识”的最优和机械思维。在目前的经济学中,演化经济学就是前者的代表,而后者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经济人稳定偏好的条件下,给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只是局限于对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如何配置进行研究,这种经济学目标已经不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重要的因素是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等,换言之,新奇事物的创造才是关键。因此,为了迎接这种时代的挑战,21世纪的经济学正面临着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而演化经济学则是这种变化的主导力量。演化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的创生、传播和由此所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经济科学新范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将使新古典主流成为传统经济学,而不再是“现代经济学”的前沿。德国演化经济学家魏特指出,在19世纪下半叶,在两个不同的学科几乎同时发生了库恩式的“科学革命”,一个是自然科学当中著名的“达尔文革命”,另一个则是经济学中的 “边际革命”,这种巧合确实是对历史的讽刺,因为不可能再有比这两种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更对立的了,边际革命所确立的是一种倒退的、牛顿主义的和反历史的经济学主流。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现在是否到了逆转这种趋势的历史时期?魏特的回答是,目前的经济学确实需要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实际上,早在1898年,凡伯伦就向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进化的科学?”马歇尔也宣称,“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然而,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却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已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遗忘。只是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演化经济学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注意。因此,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八木纪一郎认为,如果以演化思想为基础的经济学重建算是科学革命的话,那末,这种科学革命就是被推迟了一个多世纪之后才又重新开始的。学科应用目前,与演化经济学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就是演化证券学。它是运用生物进化原理系统阐释股市运行机理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证券投资研究的一个具有生命力和丰富内涵的新领域。与现代金融学的“理性人”、“有效市场”相关假设不同,演化证券学重视对“生物本能”和“竞争与适应”的研究,强调人性和市场环境在股市演化中的重要地位,是揭示股市生存法则最有潜力的前沿科学。其开山之作《股市真面目》颠覆了股市运行机理的传统理论,可称为达尔文式的范式革命。作为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演化证券学的理论精髓,在于它摒弃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和理想化假设,揭示股市运作背后的生物进化逻辑,指出股市波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复杂多变的“生命运动”,而不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的钟摆式的“机械运动”,其典型特征包括:代谢性、趋利性、适应性、可塑性、应激性、变异性和节律性等。这就是为什么股市波动轨迹难以被定量描述和准确预测的最根本原因。只要认同演化证券学的基本原理,把股市看做是一个独具魅力的鲜活复杂的生命有机体,而不是一台甘于被人随意摆弄的呆板机器,运用演化分析方法来观察和研究市场,那么,我们就能够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性,摆脱错误思维方式的束博,清除认识论上的盲点,规避方法论上的误区,建立起真正符合股市内在运行规律的正确方法。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被市场的表象所欺骗,早日获得持续性盈利能力。学科特征1.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2.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其中,创新是核心;3.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达尔文进化论的三种机制(遗传、变异和选择)为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4.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5.强调经济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的演化遵循路径依赖的规律,今天的制度是昨天的制度甚至一个世纪前的制度的沿革;6.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前沿问题1.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问题,如何理解经济的演化过程。生物基因是朝着有利于其生存的方向演化,也就是有目的性。但是在企业中,虽然经理人员的决策有其目的性,但是职工的创新往往是无目的的。比如说在一个飞机制造企业中,里面有大量的工人与研究人员,他们大部分通晓物理的一般规律,但是只参与制造飞机的极少的一部分工作,所以他们并不知道每一个创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新的飞机可能不是那个专门负责飞机设计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而是由别的工程师设计出来的。作为创新的直接参与者,工程师不大能够预测到这个产业将来的发展方向在哪儿,将来会产生哪些新的产业。这也是对演化经济学的最大的挑战。2.制度方面的挑战在演化经济学中研究创新以及技术变迁时,不能够忽略到制度对技术变迁以及创新的影响。如果你考察半导体产业以及别的一些产业,你会发现制度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正是大量的公共投资才导致了半导体业的快速发展。所以,演化经济学应该考虑到政府采取的政策以及制度变迁对经济演化和技术变迁造成的影响。经济政策观1 历史重要与最小限度打乱原理演化经济学凸显了时间对经济社会系统的建设性作用。时间的存在意味着经济变迁是一种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与非决定性,而且还包括着过去沉积的历史对未来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历史是重要的。在任一历史时点上,个体及其所处的环境都是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们是其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之产物,是在既定的传统、习俗和物质条件下累积形成的;它们在过程中为下一步提供了出发点……昨天遗留下来的生活习惯以及机械似地残留下来的环境都对今天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制。”经济类型是历史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所谓经济类型就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所保留下来的由主导的经济态度、原则和规范所产生的特定的经济精神,经济秩序中各种各样的规则和其他经济关系以及由技术累积性发展所产生的特定模式。经济类型的特定性说明了不同的国家由于相互依赖的不同因素在时间进程中的因果累积而产生的异质性。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任何经济问题的分析包括经济政策都应该是情境和脉络特定的。恰如萨巴蒂尔所指,“政策产出是精英在国家制度的限度内活动并做出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受到公众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且最终受到历史-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经济类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等通过政治的作用、古老的传统和绝对的信念维系着权威,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连续性的保障,除非发生“间断均衡”式的革命,否则它根本上就不可能被重构。因此,演化经济学家们主张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本国历史遗留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失范等问题。2 创造力原理人类创造性原理是由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提出来的,他认为演化经济学的核心主题是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在与真实的世界打交道的时候,人类创造力、发明和创新是人类学习的基本组成部分,何梦笔将其定义为人类创造力原理。人类创造力原理的基本理念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个体既不是“欲望的血球”也不是机器中的螺丝,他是能动的,恰如马克思所言,“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遵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理念,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心智不是一面被动的镜子。“心灵的概念是一种主动的、持续不断的对印象进行组织和再组织的机构”。当情境感知-行为-满意结果这种惯例性的反应程序不能解决人们所面对的问题时,它就召唤着想象、反思和创造性的思维。人的行为是由过去的习惯、当前的情境和对未来的期待所共同决定的,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则是人的重要特性。决策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想象。能动作用最突出的特征是新奇事物的出现及其扩散。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新奇的突现、可能的扩散及其由此所导致的已存结构的转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事物是个体独创性的结果,它源自于个体对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转变意会性和特异性的知识和技能。3 不确定性与意外原理不确定性是现代经济所表现出的最显著的特性。极度的不确定性也会使政府在试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找到一条最优解决途径方面显得软弱无力。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环境或政策结果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无法排除的。如拉赫曼认为,“时间和无知不仅使经济过程成为必然,而且他们也是这些过程的恰当的性质”。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环境和政策后果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产生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1.复合效应。“所谓的‘复合效应’,指的是一系列行为组合起来的后果……情况似乎是这样:人人为之,可又无人为之。”经济政策生成了新的互动方式,而其结果取决于大量的非串谋的个体的经济行为的共同结果,如同马克思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一般,无法预测。2.能力-困难缺口。能力-困难缺口意味着个体决策能力与解决问题的困难之间的差距,不同行为的结果不可知;不知新事物像什么,有什么经济特征;最好的行事方式是什么,达到目标的有效手段是什么。能力-困难缺口的存在意味着选择的惊喜与懊悔,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引起不确定性。3.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经济政策中的各种行为主体的主观创造力和选择能力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后果的影响。如哥哈德·崴格讷认为演化的经济政策强调政策可能带来的非预设的、负面的效应和市场参与者的创新行为。而我国学者杨瑞龙将人们针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创新性行为总结为层层截留、曲解规则、补充文件、改头换面四种方式。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演化经济学主张经济政策应该遵循意外原理,所谓的意外原理便是由于经济政策可能会带来与预先的政策目标不一致的意外后果,经济政策制定时需要目标具有模糊性,从而具有容许行为人创造性行为的空间,可以充分利用不同的行为主体对问题、战略、规则在理解上的不同,进而利用和尊重多样化地方经验,从中获取进一步的经济政策的启示或修正。恰如罗森博格所言:“我们所说的不确定性,是指无法预计求索的结果或预先决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最快捷的途径。这种不确定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暗示:行动不能被计划。”4 复杂与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主张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世界是在特定时空中通过多重因素相互交叉、网络式的反馈环路和非线性不可逆过程而形成的,所以从历史重要到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创造力原理和意外原理都说明了经济政策既受到来自历史沉积的价值观、思维范式、行为模式、传统类型、风俗习惯的结构性约束作用,又受到来自人类有意识的动机、无意识的意会性知识以及可能的意外结果的综合作用。在这样的前提下,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就不能只是预测,而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进行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时空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所以演化经济学提倡如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质量型的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质量型的经济政策不同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如价格管理、投资或储蓄政策、减税或增税、利息率的调整、货币量的供给等。但是,“正如癌症不能通过输血来治疗一样,许多经济危机也不能通过数量型政策治愈,它必须通过复杂的质量型政策如制度改革或系统转变来解决。”数量上的问题大多都与结构性因素有着诸多因果关系方面的联系,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尤其是中国这样面临着大规模制度变迁问题的国家,更多的是制度和技术的创新、结构的变革与转换的问题,进而发挥各种行为主体的创造力。演化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网络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等方面的研究则是“质”的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唯一的一种获取和结合各种知识并用于实践中的组织,因此,与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相关的微观政策也主要集中在处于一个演化的技术轨道中企业的能力塑造问题,这包括对创造性破坏过程的适应与抵抗能力、学习能力、自身的创新能力等。但随着经济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劳动分工的深化以及知识所具有的意会性与不可符号化的性质,不同知识之间互补性的增强也就成为必然了。因此,演化的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协调和促进不同制度、组织如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群和学术单位之间的学习、互动和适应,从而生成并扩散创新,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说就是演化的创新政策的宏观政策。5系统政策观演化经济学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便是将创新看作是一种交互作用的社会过程,其分析方法是系统论的,所以国家作用的理论根据就是解决系统失效的问题。系统失效主要表现在系统的行为者之间缺乏相互作用、公共部门的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性研究不匹配、技术转移机构失常以及企业的信息不足与吸收能力低下等。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就在于在技术-经济范式更迭的情况下可以提供技术经济机会,提供有效的关联。系统失效的存在恰恰表明政府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6 试验与政策学习原理演化经济政策主张经济政策的试验性,政府必须要提供制度空间允许并鼓励试验,赋予行为主体以试验的自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政策的试验性质实质上是指不依赖专家的理性设计或领导的个人权威,而是强调多样性的创造活动,并将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过程。霍弗和波尔特指出,创新的演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多样性、竞争和合作这三种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多样性提供创新并容许不确定性的存在,竞争是创新的动力,合作可以建立基本的联系和互动。为此,政策尤其应该支持和鼓励实验性的行为,比如集中精力把创新和知识作为能力的基础,宽恕可能发生的“错误”并从中学习。演化经济学家斯蒂恩就为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创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政策学习”的框架。斯蒂恩认为,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促进创新。而要实现这种作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要进行持续的交互学习,其目的就在于帮助政府做出有关创新和技术政策的“制度调适”。这种“制度调适”实质上就是政策制定者“学习”的结果,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类型政策学习。1.信息处理。通过获得解决特定问题所需要的信息来实现“制度调适”,它本身并不造成既有认知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2.制度借鉴。通过“地方化”引进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制度和政策。制度借鉴一般会导致政策制定者已有视角和认知模式的变化。3.交互性的知识创造。这是导致新的、前所未有的政策手段得以出现所需要的,它往往会导致新的政策学习方式和新的认知模式的出现。政策学习概念的提出说明了政府行为的内生性,政府所制定的制度性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其颁布的法律、规范等都是社会系统互动的一部分,政府不断地与经济行为者交互学习,并对经济政策的实施情况做出反应。演化经济学的这六项经济政策基本原理并不是彼此相互独立的,而是可以交互解释并总体上被把握的。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无论是对转型经济和我国改革历程的理论解释,还是就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与新自由主义截然不同的经济政策演化观都具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